鲁迅的一生，一生的鲁迅

在中国，但凡接受过教育的人几乎都知道鲁迅先生。然而所谓的“知道”也仅仅限于读过他的几篇文章，或听得他的一些事迹，或是他“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之称号……大多人对其本人的一生缺乏了解，以至于对鲁迅先生产生了很多的误解。我是九零后，在我们读高中时盛行一句顺口溜，谓之“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为什么怕周树人呢？是因为好像鲁迅文章的每一句话都能问“这句话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少年时期当然不喜欢故作高深的调子，所以中学生对鲁迅敬而远之。小学学过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还有《故乡》节选都极富有诗意，应该说，那不止是鲁迅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也不止是鲁迅“深蓝色的天空”、“金黄色的圆月”，而是我们共同的童年回忆。我对鲁迅的兴趣在大学时代已然颇为浓厚，购得他的杂文集来读，亦对我三观之形成影响颇深，遗憾的是没有读过他的传记。这次我选择的是陈漱渝老师撰写的《鲁迅传》，陈漱渝老师是一名“资深鲁研专家”，从1962年发表鲁迅评论文章始，至今已半个多世纪。这本书的副标题为“搏击暗夜”，可以说比较准确地给鲁迅定了个位置，也饱含着陈漱渝对鲁迅的感情。

本书统共分为九章，后缀尾声。以时间为经，鲁迅辗转之地为纬来叙述鲁迅的一生。鲁迅一生去过的地方很多，本书分别将绍兴、南京、日本、杭州、北京、上海等地方列为叙述重点。因为篇幅限制，本文拟将鲁迅在北京时期作为分割点，鲁迅来北京之前统为一节，离开北京赴厦门、广州最后定居上海亦统为一节。

一、鲁迅赴北京之前（1881~1912）

鲁迅生于1881年，他出生的时候绍兴周氏家族在当地也算是一望族，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进士，做过知县。然而就在鲁迅12岁的时候，其祖父由于科场舞弊案被收监，直到1901年才被释放。也正是这年，其曾祖母戴氏亦去世，在曾祖母的丧礼上，鲁迅结识了短工章福庆的儿子运水，这位能在雪地捕鸟和夏夜刺猹的英武少年，当时前来帮助周家看守办丧事的祭器。二十八年后，少年运水成了鲁迅《故乡》中闰土的人物原型。总的来说，周福清对鲁迅的影响有两方面：一、特立独行，不巴结上司，不攀附权贵；二、其对通俗小说的肯定培养了鲁迅最初的文学兴趣。鲁迅在以后的杂文中经常回忆祖父给他讲《西游记》的故事。

鲁迅的祖母——准确来说是他的继祖母——对其影响也不小，给鲁迅的童年增加很多温馨的回忆。鲁迅在《狗·猫·鼠》中深情回忆道：“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

1910年5月11日，继祖母病逝，鲁迅从杭州回乡办理丧事。这一经历，鲁迅写进了他的小说《孤独者》中。跟祖父、祖母想比，其父周伯宜对鲁迅的影响反而没有那么大，他性格懦弱，身体羸弱，但爱好喝酒抽鸦片，周家就是从其父开始败落。我们知道鲁迅散文《父亲的病》就是写其父被庸医所误，鲁迅留学日本学医很大程度上就是受这件事的刺激。

其母鲁瑞对鲁迅的影响最深。她于1879年嫁入周家，前后生下五个子女，有两个夭折，第三胎是个女儿，生下十月即患天花死去，第五胎是个儿子，于六岁也病亡。他的小说《在酒楼上》亦有所反映。在所有的《鲁迅年谱》中，鲁迅出生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拜了绍兴长庆寺一位姓龙的和尚为师，主要是怕养不大，所以拜和尚为师。龙师父替鲁迅起法名“长庚”，这个名称鲁迅用了很久。

鲁迅入塾上学是在他六岁的时候，启蒙老师是他的远房叔祖周玉田，十二岁时转入三味书屋学习，塾师为寿镜吾先生，也正是在这里，鲁迅因迟到受罚而在其课桌上刻下了一个“早”字，他当然不会知道几十年之后，全国人民都会知道这件事。每当学校放假之时，鲁迅便会随母亲到外婆家去玩，外婆家在绍兴的乡下，所以鲁迅能接触农村的生活，同农民孩子一起放牛钓虾，摇船摘豆，这些在其小说《社戏》中都有写到。自从祖父下狱后，鲁迅较长时间都生活在农村，对农村有了更深的了解，城里的亲戚对他们“横眉冷对”，但是乡下的农人却给了鲁迅慰藉。同时，也正是这段农村生活的经历，鲁迅也得知了农民愚昧落后的一面，这在他以后的小说中亦有深刻的体现。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1898年5月1日，十七岁的鲁迅带着八元川资赴南京求学。鲁迅父亲去世以后，家道中落，既想读书又无钱缴纳学费之唯一出路便是报考无须学费的学校。是时，鲁迅的叔祖周椒生在南京水师学堂担任汉文教习监管轮堂监督，守旧派的他觉得本家子弟来当兵吃粮很不光彩，不宜用家谱上周樟寿的名字，便改为“周树人”，鲁迅后来就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

在鲁迅印象中，南京水师学堂是一座乌烟瘴气的学校，甚至不同年级的学生还发生过械斗，鲁迅在这儿待了半年，忍无可忍，便又考进了江南陆师学堂附属的矿路学堂，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都隶属于两江总督，所以转学也颇为便宜。矿路学堂的教学模式来自德国，除德文外，还开设算学、地理、历史、体操等课程。在这里鲁迅读到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自此“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烙印在鲁迅的心中。严复的译著使鲁迅开始思考改造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此外，鲁迅在矿路学堂的成绩十分优异，得过金牌的学生止有鲁迅一人。

1902年1月27日，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获得矿路学堂的毕业执照。同年3月24日，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留学。到达日本后，鲁迅首先进入了位于东京的弘文学院。这所学院的前身是19世纪末期日本政府委托东京高师为清国留学生设置的补习学校。鲁迅在这里减掉了他的辫子。学习期间，他与顾琅开始编撰《中国矿产志》，此书于1905年完成，1906年出版，是第一部运用近代自然科学原理，系统介绍中国矿产资源的书籍。1903年10月，鲁迅在《浙江潮》月刊八期发表《说镭》，成为第一个将镭介绍到中国的人。他还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北极探险记》。1904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本来矿路学堂选派的留学生应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的采矿冶金专业，但是鲁迅了解到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决定改从医学，遂其申请进入仙台医专门学校。三天后获批入学，不仅学费全免，并且清政府每月还发36日元的生活费，而当时普通教授的月薪是50日元左右，所以鲁迅的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但是鲁迅的医学底子毕竟薄弱，学习起来颇为吃力，还好遇到了其师藤野严九郎。鲁迅在其回忆散文《藤野先生》中写到了他们的往事。鲁迅在仙台求学期间，正好是日俄战争时期，我们都知道因为“幻灯片事件”，鲁迅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医病无法救国，遂弃医从文。1906年3月15日，鲁迅正式从仙台医专退学，随后赴东京开始文艺之路。初到东京，鲁迅与其同仁本想办《新生》杂志，由于资金问题，导致流产。后以《河南》杂志为阵地，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文章。此外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1909年2月在东京出版。

1909年6月从日本归国，本来鲁迅准备到德国深造，无奈家里需要人来挣钱，所以经有人许寿裳介绍，鲁迅担任了位于杭州的浙江两极师范学堂初级化学和优级生理学教员，并兼任日本籍植物学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所谓“两级”即“初级”和“优级”，优级培养中学师资，初级培养小学师资。鲁迅在杭州期间最有意义的一段经历，是参加了痛击教育界封建顽固势力的“木瓜之役”。1909年12月22日，外号“木瓜”的夏震武出任两级师范学堂监督，要求教师按品级穿戴礼服还设“至圣先师”孔子牌位，要求学生以三跪九叩之礼谒圣，引起全体师生反对，12月26日，鲁迅、许寿裳等25位教师全体辞职，迫于压力，夏震武被迫下台。

1910年7月，鲁迅辞去浙江两级师范教职，回故乡任绍兴府中学堂博物教员。9月兼学堂监学。由于不少教员从日本留学归来，知道鲁迅的名声，遂团结在鲁迅的周围，唯鲁迅马首是瞻。鲁迅任教期间不拘泥于书本，注重走向社会，1910年秋，在鲁迅的带领下，200余名师生赴南京考察，很多学生都是第一次见路灯、铁路，此行见识大长。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革命军即攻克杭州，绍兴越社公举鲁迅为主席。十一月，传来败退清兵要骚扰绍兴的消息，为了稳定民心，鲁迅手持长刀，带领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上街进行武装宣传。

1912年初，鲁迅应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同年4月，南京临时革命政府北迁，鲁迅亦随部入京。5月，鲁迅抵达北京。

二、鲁迅在北京（1913~1926）

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各个机构中，教育部最不受重视。初创时期，公职人员月薪仅30元，更有甚者，连办公地点都没有，只得暂居旅馆。四月，教育部迁北京，地点在西单教育部街路北。因教育部初创时期，人手不够，蔡元培请许寿裳共襄盛举，正好鲁迅又托许寿裳谋职，就这样鲁迅便进了教育部。鲁迅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长兼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的管辖范围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动植物园以及文艺、音乐、话剧等事项，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在的文化部。鲁迅在教育部的主要贡献之一是筹建历史博物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年鲁迅38岁。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结交主要是通过《新青年》杂志。在《新青年》同人中，鲁迅最怀念的是李大钊，李大钊被捕后，撰文表示牵挂。最感激的是陈独秀，他是催促鲁迅创作小说并结集出版最着力的一个。跟鲁迅关系较为复杂的是胡适，胡适给鲁迅留下城府颇深的印象，但是双方亦彼此尊重，《孔乙己》之发表就是经胡适之手编辑的。鲁迅最感亲近的是刘半农，主要原因是他心地透明。跟鲁迅由亲密而疏远的是钱玄同。继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后，鲁迅又接连写出了《孔乙己》、《药》、《白光》等作品，1923年，《呐喊》出版。最早为鲁迅赢得文坛声誉的虽然是他的小说，然而鲁迅日后的作品又有力地证明了他具有纯熟驾驭各类文体的卓越才能，但鲁迅终生选择的主要文学样式却是杂文，因为杂文更适合战斗。20年代时，鲁迅还对学衡派及甲寅派这些保守派进行了批判。

1921年11月27日晚，孙伏园拜访鲁迅，其时孙伏园担任《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请求鲁迅为新开栏目《开心话》写点东西，阿Q由此诞生。鲁迅归国后仍然着力于剖析国民性，他发现中国人自命爱中庸，但实际生活中却往往偏激。中国人言语上说爱和平，其实爱斗争，自己斗还不过瘾，还要别的东西也斗，诸如斗鸡、斗牛、斗蟋蟀、甚至于斗金鱼……有些中国人似乎得了健忘症，健忘固然可以脱离精神的苦痛，但也往往因为健忘，会重蹈覆辙。比如做媳妇时受婆婆虐待，做了婆婆照样虐待儿媳；未当官时痛骂官吏，做了官后，跟前任并没有什么两样。基于这种文化氛围，阿Q这个文学形象得以出现。

值得一提的插曲是，《阿Q正传》连载两个多月后，鲁迅实在想收笔了，只是担心编辑孙伏园反对，便将第九章“大团圆”藏在心中。适逢其时，孙伏园出差，由何作霖接替他的职务，鲁迅便在1922年2月12日《晨报副刊》刊出了最后一章，等孙伏园三月回京，阿Q已经被枪毙一个多月了，尽管孙伏园很沮丧，但也无可奈何了。

接下来不得不说的是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参商”的公案。周氏兄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有很重要的地位，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信上说：“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陈漱渝先生综合多方史料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鲁迅和周作人失和不是源于他们直接的冲突，而完全是由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挑拨所致；二、羽太信子给鲁迅捏造的罪状——也就是周作人心中所说“昨天才知道”的那件事，就是污蔑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三、鲁迅起初对羽太信子的造谣毫不知情，而周作人却“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8月鲁迅即从八道湾搬入了砖塔胡同。次年5月移居西三条胡同。至于羽太信子为何污蔑鲁迅，主要是因为羽太信子太能挥霍，引起鲁迅之不满，所以羽太信子遂伺机报复。

鲁迅在提携后进上亦不留余力，曾帮助北京高校的多个社团进行筹建工作，我们所熟知的未名社、沉钟社、狂飙社、语丝社，鲁迅先生都为其撰写过稿子。当然，最著名的还是跟《现代评论》的陈西滢的笔战，鲁迅曾经表示，他跟陈西滢的论争“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因为陈西滢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了中国知识界的一个群体。

鲁迅在北京的十四年中，先后在八个大专学校和中学任课，几乎占据他一周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鲁迅在北大和北师大任教长达六年之久，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至今沿用。1926年发生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再次给鲁迅很大的震撼，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甚至写到：“我从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可见其悲愤之情尤甚。惨案之后，鲁迅被北洋政府列入黑名单，同年7月，鲁迅接受了厦门大学国文系的邀请，决定去南方任教。许广平本是鲁迅的学生，但是由于经常帮鲁迅整理文稿，两人渐渐熟悉，1925年10月两人确立恋爱关系。此时许广平已于女师大国文系毕业，也打算回其母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任职。同年8月26日，鲁迅和许广平同车南下。

三、鲁迅离开北京后（1926~1936）

鲁迅是1926年9月4日到厦门大学任教的，为何鲁迅选择到厦大任教，主要是三个原因：一、北京时局动荡，鲁迅待在北京很不安全；二、确实也想休息一下，在北京天天太累了，况且鲁迅身体也不好，常年劳累更是导致疾病增多；三、厦大薪俸优厚，鲁迅在北京期间平均月收入在200元左右，而厦门大学聘请鲁迅给出了月薪400元的offer。从1926年9月4日到1927年1月16日，统共领取了2500大洋工资。

其实，鲁迅在厦大待的也不舒服，要不也不会匆匆而来，匆匆而去。那时候的厦大跟现在的厦大霄壤之别。厦大校舍是在荒地上兴建的，周边环境十分荒凉，无论冬夏，屋内一直有蚊子，楼前草地上还潜伏着许多小蛇，鲁迅夜间都不敢出行。更难以容忍的是厦大内部的人际关系。也就是在这样苦闷的环境中，鲁迅写出了《朝花夕拾》散文集中的一些文章，也算是一种心灵慰藉。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不料，刚到广州三个月，广州军事当局奉蒋介石令，于4月15日凌晨大肆通缉杀害共产党人，中山大学也遭到了搜捕，抓走了四十余人。天明，鲁迅到学校亲自召集并主持主任紧急会议，呼吁学校竭尽全力营救被捕学生，但是会议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不久，鲁迅愤然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三次退回了中大的聘书。除开创作杂文，鲁迅在广州的八个多月当中还发表了十余次讲演，最著名的就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927年10月，几经辗转，鲁迅抵达了上海。10月8日，移居景云里23号，与许广平同居。鲁迅和许广平进入蜜月期，在信中，许广平称鲁迅为“小白象”，鲁迅称许广平为“小刺猬”。由于在上海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限于篇幅，仅就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谈一谈，1927年到1930年，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措辞激烈的论争。论争的焦点在于：一、文学是否有阶级性；二、翻译中出现的“硬译”问题，三、对“不满现状”的评价。梁实秋数十年坚持的文学观念主要有两条：一、虽然有人拿文艺当武器，但文艺并非只有武器的作用；二、不能认为所有文艺作品必有其阶级性，某作者必是为某阶级阶级而服务。

鲁迅最反感的是梁实秋对弱势群体的轻蔑态度和为他人设计人生的出路。梁实秋为无产阶级设计的出路是“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个说法当然引起左翼的强烈不满，值得一提的是将“资本家的走狗”之称号戴于梁实秋头上的并不是鲁迅，最开始是冯乃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才是鲁迅先生的独创。1936年10月19日凌晨5:25，鲁迅先生逝世于上海寓所。

纵观鲁迅先生的一生，用其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形容他再合适不过。鲁迅虽已去世八十二载，然而他所针刺的那些国民性依然固存，从这个方面说，鲁迅是超越了时代的。